謝 瑞 智

法律百科全書簡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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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幼稚園教英語

最近教育部發表一篇研究報告，結論說：「英語學得早、不見得學得好！」任何兒童學習新鮮事務，不是每項都能成功，此乃兒童成長實際經驗所得，依此訂定影響全國兒童教育之政策，實覺過度草率。蓋幼兒自三至六歲，為學習最快的年齡，兒童學習的黃金時間一過，就永無挽回之可能，此乃國際專家學者的共識。幼兒早學語文，全世界先進國家均已採行。學得很好的大有人在，最近一例2009年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於4月4日舉行，結果奪冠獲十三萬獎金的政大生陳仲聞是從幼稚園就學英文，因此「英文也是母語」（聯合報2008.04.05,C3），這不就是實際案例推翻教育部的研究嗎？從父母的心態言，沒有一位家長會放棄望子成龍成鳳之機會，所以稱「教育是兒童的權利」，也是兒童與父母及國家的義務。如父母與兒童有意願要學習，政府沒有封殺的理由。此兒童之教育權，不僅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所規定：「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之種類有『優先選擇』的權利。」其他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；我國憲法第159條，及第7條也都規定平等之教育機會。教育基本法7條：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的自由，政府應依法令提供協助與經費補助：今不但不補助還取締封殺！而教育部的主張是「先母語、再國語、後英語」。今教育部的說帖認為，幼兒接觸英語的基本目標，係在「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」而非「培養流利的英語能力」，既是如此，從幼兒開始學習英語與目標並不衝突。而且學習英語與上述的目標，並不相干，理應介紹世界歷史及地理，與國際關係，才切中主題。為何要遲到國小三年級才正式開始學習英語？令人費解。雖然如此，但民間「全英語教學」「雙語教學」，甚為盛行，造成富有階級之子弟，可上雙語或美語班，有的更送往英語國家就學，至貧窮階級只好望子興嘆！此一政策顯然違背教育機會均等之原則。且對馬總統之「全民英語與國際接軌」的主張，也有陽奉陰違之嫌。
教育部的另一理由是「依法行政」，即依幼稚教育法第21條第5款的所謂課程標準，而該課程標準係屬行政命令。該部竟頒布行政命令再透過解釋，以致違背所有高階的憲法、人權宣言、兒童權利公約及教育基本法，公然推翻「法律位階理論」原理，這還配稱為法治國嗎？

前師大教授兼訓導長　謝瑞智博士
（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2009/4/15。A13版/自由廣場）

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2009系列座談

「我國羈押制度之檢討」座談會

 發言綜合結論
　首先，我們必須認清羈押之目的係在於確保被告於審判期日能到庭應審，而非在於保全證據。由此基本觀念來看，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中有第2款與第3款之規定，似與羈押目的不符合。蓋其第2款係規定『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』，但此規定，似為保全證據，而非為保全被告而設，與設羈押制度之目的有違；同時，被告既有搜集有利於己之證據之權利，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，實足以嚇阻被告方面去搜集有利於己之證據，亦不符所謂「改良式當事人主義」之精神。
　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規定係將被告有逃亡之虞之情況證據做為羈押之狹義理由，而變成茍有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重罪嫌疑，則構成得羈押之狹義理由，而不問被告，於實際上，有無逃亡之虞，因此，不僅易將無保全必要之被告羈押，且與無罪推定原則有違。
　其實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3款規定，於實務上之運作，乃發揮在為取得被告之自白。亦即，對不迎合檢察官之意思而自白之被告，即被檢察官與法官認為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而被羈押；若被告有犯上述重罪之嫌疑而不自白時，則被認為有第2款規定與第3款規定之雙重狹義理由而被羈押，甚或亦被認為有逃亡之虞，而被羈押。總之，因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有第2款與第3款之與保全被告無關之規定之關係，於實務上，羈押乃被濫用成代替拷問之取得被告自白之手段。
　同時，於白色恐怖時代，人民常因應檢、警、調查局或警備總部之約談或通知而到場後，即被羈押而不能回家，因此，於民主化後，為消除此種恐怖氣氛，律師界乃要求採日本刑事訴訟法上所謂之「逮捕前置主義」，以防上述弊端之發生。為因應律師界之要求，而於民國86年12月，於刑事訴訟法第228條增設第3項（亦即，現在之第4項），而規定，『被告經傳喚、自首或自行到場者，檢察官於訊問後，……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得以逮捕，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，聲請法院羈押之。』此種立法，如非為檢察官爭取得留置被告之時間，則屬無甚意義之立法，不僅不能改變一到檢察署、調查局、警察局，即有可能不能回家之人民之感受，且完全不知何謂「逮捕前置主義」之意義。因此，為消除此種恐怖氣氛，實有必要收回檢察官之拘提權而使其回歸法院，並模仿日本刑事訴訟法上之規定，而確實建立「逮捕前置主義」之制度。
　依日本刑事訴訟法上之規定，偵查中，僅能羈押被告10天（208條第1項），有必要時，得延長羈押之期間，其延長之期間，不得逾10天（208條第2項），但如涉及刑法第二編第二章至第四章，即內亂、外患、妨害國交罪或第八章騷亂罪，得再聲請延長5日（208條之2）。因此，在日本，最長僅能羈押被告25天。不過日本警察對棘手之重案，有時會脫法運作「以別件逮捕」方式，先拘留30日，但其情形甚少。因此日本最多可脫法違法運作到55日（但此種日本警察不守法之行為，殊不足為訓），但在我國，偵查中得羈押被告2個月，有必要時，得延長羈押期間2個月。因此，我國最長得羈押被告4個月。即偵查中得羈押被告在實質上可羈押120日；比日本的羈押時間長得多。此實可說明以下幾件事。亦即，我國檢察官不如日本檢察官勤勉；我國之羈押有被濫用而取得被告自白手段之機會；羈押時間過長易被貼上獨裁專制之標籤，對人權之保障仍有不足。
　因此，為使我國刑事司法能邁出現代化、民主化之第一步，在偵查中之羈押，其期間實應縮短為一個月，有必要時得延長1次。同時，並應廢除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3款規定，以便使我國之羈押制度得符合羈押之目的。
　最後，民國86年增設的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所規定的「預防再犯之羈押制度」，應該屬於保安處分執行法之範疇，而非屬於刑事訴訟法之範疇。根據我國實施已達數十年的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四條之規定，偵查後起訴前，檢察官即可聲請法院裁定先付保安處分之宣告。當然，偵查中之保安處分制度，亦有許多值得檢討改進之處。但是更嚴重的是，於刑事訴訟法中創設預防再犯之羈押制度。因為，如此一來，不僅混淆了羈押與保安處分之本質，並且使得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，帶有濃厚之犯罪鎮壓色彩，實際運作時，恐怕將會被惡用為藉以取得被告自白之手段，對於被告之人權保障，將構成負面效果。因此，建議廢止刑事訴訟法中的「預防再犯之羈押制度」，並且全面檢討改進保安處分執行法中的「偵查中之保安處分制度」。

董事長 謝瑞智

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2009系列座談(二) 

「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座談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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